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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剑峰:前路漫漫多艰辛,勿以加入SDR而自满

发布日期:2015/12/7 10:27:01    来源:《财富管理》

 

    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从而使人民币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之后第五种SDR篮子货币。人民币加入SDR无疑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这对于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计价和结算货币具有巨大的声誉影响。

    然而,人民币加入SDR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必然会像美元和欧元那样成为关键储备货币——美元和欧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占据了近90%左右的份额,从而也不必然意味着人民币能够和美元、欧元一起使得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事实上,从1981年迄今,在纳入SDR的关键货币中,诸如日元、英镑这样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一直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而日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更是在1990年泡沫经济危机后江河日下。
    回顾一下日元国际化与日元加入SDR的关系是颇有启示意义的。
    早在1974年7月,日元就成为SDR货币篮子中16种货币之一。1981年到1998年,SDR货币篮子包括美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日元和英镑。1999年欧元诞生后,SDR货币篮子缩减为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

    但是,如果看一下日元国际地位的变化就可以发现,作为SDR货币篮子的一员,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日元的国际地位却在不断下降。在IMF统计的可确认国际储备货币中,1999年日元所占的份额为6%左右,目前已经下降到3%,其地位远低于美元(64%)和欧元(21%左右),甚至低于英镑。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日元用于计价和结算的比例也非常低。事实上,日元的主要用途就是被用来进行套利交易。
    作为SDR货币篮子成员之一,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卑微地位与日本人当年推动日元国际化的雄心壮志形成了鲜明对比。1984年5月,当时的日本大藏省发布了雄心勃勃、信心满满的“日元国际化”宣言。1987年日本东京大学出的一份报告预测,如同当年美元取代英镑一样,日元最终将取代美元成为关键货币。然而,一枕黄粱梦被1990年的泡沫经济危机打破,随后是持续至今的经济衰弱。
    加入SDR之所以没有“必然”使日元成为如美元那样的关键货币,首先就在于SDR本身就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全球储备货币目前大约有11万亿美元,而SDR在1970年以来经历了5次分配后也仅有2200亿左右,按美元计SDR仅占全球储备货币的4%。可见SDR的规模很小,而且,SDR功能有限,流动性差,使用起来也极其不方便,需要兑换成其他货币才能用于偿还债务、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因此,所谓人民币“加入SDR”无非就是在将SDR兑换为其他货币时,人民币成为SDR计价定值的货币之一。回顾当年,SDR诞生时就仅仅是弥补美元流动性不足和美元偿付能力下降的辅助工具,未来除非全球能够实现大同、从而有一个全球中央银行,否则SDR将始终是舞台边缘一个不起眼的小配角。
    所以,加入SDR没有使日元“必然”成为国际关键货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关系。诸如美元和欧元那样的国际关键货币,是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储值、计价和结算的功能,而发挥这些功能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规模庞大、流动性好、开放的国内金融市场;第二,技术进步驱动、内需强劲的经济。

    第一个条件很好理解,至于第二个条件,这是因为在信用本位制下,货币向全球投放需要通过经常项目逆差——说白了就是印本国钞票购买别国产品,而强劲的内需、尤其是国内消费构成了经常项目逆差的前提。同时,国内消费能够持续增长的根本依靠又是技术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上述两个国际关键货币需要具有的条件,日元都不具备。相反,在1990年泡沫经济危机后,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结构改革的停滞,日本经济和金融市场在全球的地位不断下降。
    既然加入SDR与日元成为国际关键货币没有关系,那么,抛开SDR这个鸡肋,我们问一下:为什么日本人当年的雄心没有实现呢?显然,实现这个雄心需要有上述国际关键货币的两个条件,而这两个条件的达成需要靠改革,所以,这个问题与国际经济学界至今依然关注的问题直接相关:为什么日本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宣称要进行包括劳动力市场、财阀体制、官商关系、主银行制等等在内的经济、金融体制改革,但是,至今也没有将这种宣称变为彻底的行动呢?可以看到,在安倍的所谓“三支箭”中,除了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之外,作为第三支箭的结构改革还是毫无动静。
    最近读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一位教授关于日本改革的著作,颇有启发。他说,经济体系镶嵌于法律、规范和行为构成的复杂社会网络中,如果没有一个足够巨大的冲击,经济乃至整个社会都会有一种维持以往制度的惯性。而且,推动改革的主体——政府官员也缺乏改革的能力和动力:“由于经济管理失误和腐败,日本的官僚在公众眼中已经丧失了合法性。这些官僚对产业政策这种干预模式失去了信心,但他们也没有能力去推动市场化的改革。结果,他们就选择了一个矛盾的政策组合:老式的产业政策和半心半意的市场化改革。”
    所以,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对人民币加入SDR的评论尽管苛刻,也不无道理:这就是小学生作业做得好时得到的一个金色小星。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我们还是小学生,还是要继续完成该做的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