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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剑峰:有乐观预期才会有合意结果

发布日期:2016/2/6 10:30:50    来源:WEALTH财富管理

 

    在西方经济学的语境下,“供给侧改革”让许多人联想到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的供应学派——说它是“学派”,实则过于恭维了,因为供应学派的几乎全部学术逻辑就是一个叫做拉弗的美国(社区)大学教授在餐巾纸上画的一条曲线。
    这条曲线说的是,税收收入先是随税率递增,然后,当达到某个高税率水平时,经济当事人创造收入和财富的积极性下降,税基因而减少,税收收入又会随着税率的继续提高而递减。
 
 
    这条后来被称作是“拉弗曲线”的曲线被没有学过经济学、但是当过演员的美国前总统里根看懂了。在随后的两届任期中,里根将其作为经济复兴计划的理论之一,采取了刺激经济活力的减税政策。
    里根的改革以及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推动的类似改革在后来都被称作供应学派改革,但实际上,改革的内容远远超过了拉弗曲线的范畴。除了减税之外,改革还包括国企改革、去管制、开放和金融自由化等等。所以,如果说存在供应学派的话,那么,它是因为政策实践及其产生的效果而著名,绝非因为什么理论建树,更非因为新的文字游戏。对此,大家可以再温习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在那里,供应学派的政策呼吁早已经完整地得到体现,甚至完全被超越了。
    笔者以为,许多人将当下环境与彼时供应学派相对应,其最大的谬误在于背景差异。
    里根推出供应学派改革的背景是两次石油危机导致的经济滞胀,即产出下降和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局面。石油危机是对经济总供给侧的负向冲击,而滞胀则是总供给衰退的表现。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却是产出下降和通货紧缩同时存在的局面。对宏观经济学略微温习一下便知,产出和物价的同时下降必然是由负向的总需求冲击造成的。
    就当前我国的情况而言,与连续四十多个月PPI负增长相伴的不仅是外需的下降,更是内需的萎靡;内需中不仅投资需求、公共财政开支明显萎缩,从今年开始,如果去产能导致失业增加,居民收入的减少还将使得原先稳健的居民消费需求发生逆转。俗话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需求出问题,搞供给能止疼?
    就我们目下面临的巨大需求冲击而言,将供应学派放到台面上看起来有些唇不对嘴,有关政策建议也隔靴搔痒。既然需求冲击是问题所在,我们当下首先需要的是总需求刺激政策。
    但是我们看到,在总需求中,原先最容易刺激的公共财政开支竟然成为拖后腿的变量。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改善总供给的思路肯定是对的,因为我们经济的总供给侧还残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诸多体制弊端。但是,鼓励勇闯深水区、勇于担责试错的正向激励在哪呢?
    核心问题是预期。预期问题,无论是在现代宏观经济学鼻祖、侧重总需求管理的凯恩斯及其继承者那里,还是在后来反凯恩斯、更加强调总供给的理性预期学派和真实经济周期学派那里,都是决定经济当事人行为和总体宏观经济走势的关键变量。为什么经济衰退呢?
    凯恩斯说,因为决定总需求的投资需求萎靡,而这又归因于动物精神:原先过度亢奋的预期突然变成了过度悲观的预期;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卢卡斯说,经济衰退是因为经济当事人预期到不利的外部环境,从而自动减少了对经济活动的参与,或者,更重要的是,经济当事人预期到所谓的利好政策实则是又一次的无所作为、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政策吃惊”。
    现在的宏观经济分析不怎么考虑预期问题,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也没有这个变量。但是,正如2015年股灾、2016年初熔断机制引发的股市暴跌和近期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所示,市场预期几乎决定了一切。在宏观经济中,预期同样决定了经济的反转。
    回顾一下1990年的情况或许颇有启示,因为那时的经济衰退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还严重,其程度仅次于当前,同时,与亚洲金融危机后能够推出的国企改革、住房体制改革、金融改革、加入WTO等等相比,那时存在的根本束缚使得能够实际落地的改革措施也没有多少,但那次的经济恢复却非常快:1993年就有了二位数的增长,1995年甚至让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迅速转为适度收紧状态。为什么?
    第一,1992年邓小平南巡,这迅速扭转了改革会倒退的预期——尽管许多真正的改革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极大地刺激了国内需求。
    第二,1993年人民币一次性的大幅度贬值,这迅速释放并改变了对人民币贬值的市场预期,极大地改善了外需。
    记得我们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既然如此,我们就需要尊重市场预期,需要引导而非对抗市场预期。
    有了乐观的预期,就会有合意的结果——需求吸收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宏观经济的车轮就转起来了。
    最后,我们再温习一下习总书记关于供给侧改革的那段完整的话:“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不是供应学派,是政治经济学。